比如，我上个星期五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办去香港的签注，看着狭小的大厅里蜿蜒等待的队伍，每个人都会感觉尊严的丧失。

但是很遗憾，最新发表的中国政府的政策并没有从这方向推进多少。在现有的户口制度下地区之间，城乡居民之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巨大，体现在各地实行的福利标准和权利差异极大。

而这种选择引起的人口的流入必然导致原来收入高的地区的工资水平回落的同时房价等生活费用上涨。）可是在6号文件中的很多内容从结果上看实际上起到保持现状甚至扩大城乡和地区差距的作用。它还存在让一些政府官僚在通过选择廉租房住户和低价房买主的机会便于寻租的制度风险。即使是那些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消除不公正因素的改革措施充其量对整个社会来讲也属于‘锦上添花的性质，对那些迫切需要得到和城镇居民同等机会的最贫苦的农民阶层很少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原来经济落后的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因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国外市场的需求而迅速富裕起来，成为人们愿意去工作甚至愿意长期居住的地方。

人们为了追求高收入和高生活质量当然去选择最有利的居住地。一句话，中国户口制度的核心内容就在于政府不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居住地。过去30年，我们不断经历危机，各种各样的外部危机。

没必要太担心产能局部的过剩导致的债务问题。4月10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在家中接受了《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3个小时的采访。任何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上面，都会有相应的利益集团出现，关键在于怎么样控制利益集团的膨胀。比如说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线路。

那为什么金融有这个本事？因为有了金融，我们才能在今天与明天之间游走，明天的事拿到今天来做或者反过来今天的事放到明天去做。相反的例子就是政治改革超前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等的一些国家，后来经济都出了问题，错失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如果没有石油危机和汇率危机，它整个趋势往后平移个5年，还是会下来。因为在2005年前后，汇率已经变了，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工资已经开始缓慢增长，企业方面已经面临条件的改变，调整和转型的大幕已经拉开，但2008年底的四万亿政策像洪水突然泛滥，有的企业被冲泡了，有的死了，等到洪水被迫退下，剩下的都已经奄奄一息。这样的天量货币肯定扰乱宏观经济，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暴升。而城镇化正好可以帮助推动消费和投资的扩张。

结果在实施了刺激政策一年半之后，政府不得不急刹车，宏观经济从过热迅速转入过冷。相比之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没过几年，韩国经济增长势头能保持强劲，那是因为改革。中国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新常态，我估计，对企业特别是东部企业，没有别的办法，要去库存，去杠杆，要修复资产负债表，最终还要去提高生产率，这样才能逐步去适应。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

这一点很多国内的经济学家是看不到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在不同国家都在研究危机对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转型和升级的影响，有国家层面的，也有企业层面的研究，发现危机的影响多数情况下是正面的，当然也有例外和错失机遇的例子。

但是因为外部的危机来了以后，中央政府迅速推出了个四万亿刺激方案，导致货币严重超发。上海经济评论：对，包括国企改革也是……张军：是啊。

最基本的社保也应该收到中央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最高层的改革决心就变成改革能否推行的关键。发达国家的投资每年2%、3%的增长，而赶超经济呢，在一段时间里，比如5年、10年，投资增长率都是20%，甚至30%，经济增长快的时候投资增长要更快，资本的折旧也较快。20年后，我们的储蓄率很可能下降10个百分点，因为人口在老龄化，随着人均GDP上升，储蓄的倾向会下来。所以，肯定需要寻找和等待更好的机会和方案，经济学家只呼吁私有化是没有用的，政府需要有更多权衡周全的方案才能行动。而中国的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因为沿海地区的加工出口企业占比比较高。

如果我们的制度是开放的，当外部出现危机的时候，它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调整，这个就是制度的相对优势。从全球看，我们的经济表现仍旧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没有太大的用处。改革的动力与阻力■改革需要中央高层的决心很多人说，过去10年无改革。

所有这一切是短期发生的。你看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讨论得多么深入，包括电力和铁路体制改革，可是，政府并不能很快拿主意。

另一个极端例子就是拉美，它的利益集团可能更多的是工会。两位经济学家都特别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其三，在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张军认为政治体制要服务于经济发展，同时经济发展决定制度的发展和制度的质量而不是相反。于是，经济学家要求改革的呼声高了。

我在2012年12月份的《比较》上也发了一篇长文，叫《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机制——朱镕基可能是对的》。城镇化这个概念的提出其实可能反映了中央高层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希望借助于城镇化这个口号来加快改革和解决一系列过去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比方说城乡分割的问题，户籍制度的问题，流动人口的养老和社会保障的问题等。

在199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中央财力弱小，通货膨胀严重，宏观经济不稳定，中央高层也很容易下决心。这有很多好处，第一没有丧失和挫伤地方发展的动力，激励机制还在。

其中广东一个省的出口占将近30%，长三角占40%，再加上山东、渤海湾这边，90%超过一点其实都在沿海地区。东亚四小龙是最好的例子。

张军表示，驱动锐意进取的企业家精神，从而让每个地方政府都保持开放的竞争，致力于保护市场和企业家精神，不断应对各种挑战和危机，这个是中国的领导人面临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如，根据美元的2005年购买力平价PPP测算，中国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如果把人口增长率加上的话，GDP的增长率大约就在7%左右。上海经济评论：但是如韦森所说，不改变它肯定会有大萧条来，然后到那个时候再改革，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到这个时机？张军：我并不觉得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大危机大萧条的前夜。

经济学家可以理解，但能说的很少了。但是，城镇化又不仅仅是人的问题，它还是一个让人容易误解的概念，因为城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张军：我们不排除有些局部城市涨势过高，只要有炒家去炒它，它就会高起来。房价的问题我们前面谈过了。

现在他跟着国内的某些思潮走，这蛮可惜，从他的分析框架里简单地推出这个悲观的结论在逻辑上是有疏忽的，起码是忽略了体制的可改革性和适应调整的能力的。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尽快通过放松金融管制和政府融资体制的改革来提高地方政府拥有的巨大资产的流动性。